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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念史学大师李学勤先生

发布时间:2019-02-24来源:Beplay下载企业网Beplay下载企业网字号:
 

惊悉李学勤大师不幸逝世,无限悲痛!痛定思痛,以诗悼之。
 
走出疑古领先行,
夏商断代首功臣。
中华探源里程碑
还原大禹是伟人。
 
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,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,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德书敬挽
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


李学勤先生

 
李学勤先生巴蜀文化访谈录
 
编者按:《巴蜀全书》的编纂,是四川历代学人的共同梦想。在历史上,许多巴蜀学人都对巴蜀文献的整理付出了热情,曾有各类巴蜀文献汇编如《花间集》《成都文类》《全蜀艺文志》《函海》等问世,但却没有一部卷帙浩繁的集成性质的“巴蜀全书”出现。2009年初,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、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研究员等向省委、省政府提出“编纂《巴蜀全书》,振兴巴蜀文化”的建议和构想,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。2010年初,《巴蜀全书》编纂纳入全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项目,同年4月又相继获立四川省和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。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,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,同时也为了推动四川文化传承史上的里程碑式工程《巴蜀全书》编纂的进行,2011年6月2日,四川大学与光明日报社在成都共同举办了“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”论坛,邀请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等多位专家出席并畅谈巴蜀文化。但李先生因工作繁忙无暇分身,因此我们专程前去北京,就巴蜀文化的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。现据录音特整理出此篇访谈录,以飨读者。
 
问:李先生,您说过,古蜀文化本身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和发展历程。学者也普遍认为,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“巴蜀文化区”,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,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。现在,想请您谈谈您对巴蜀文化的看法。
答:关于巴蜀文化的问题,我想我们首先要说明,巴蜀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。你们记得我过去说过的巴蜀文化,指的就是狭义的巴蜀文化。狭义的巴蜀文化,主要是指先秦的或西汉前期以前巴蜀地区的文化,所以我在我的书里主要讲古蜀文化,而且把“巴”也分开。实际上,巴蜀文化是一个大的整体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主要可以从学术史角度来看,因为中国历史上巴蜀成一个系统,这一点不是我们现在才讲的,而是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这么说的,如汉代扬雄的《蜀王本纪》、之后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等。这些书对于巴蜀的起源,特别是古代蜀的起源,有很详细的说法。然而,很长时期以来,尤其是进入现代时期,很多人不相信这此说法,觉得这些说法都是神话,认为如果不把这些神话去掉,巴蜀的历史就不能讲。不过,现在看起来,这个情况正好相反,因为现在看起来,这些自古流传的历史传说都有一定的依据,所以我们看到,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,特别是狭义的,就是西汉以前的巴蜀文化研究,是个很重要的学科领域,各方面可以多层次、多角度进行研究。
 
问:李先生,您曾经说过,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,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。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,以及其与中原、西部、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,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,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。因此,请您具体谈谈巴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。
答:对。这个问题,近几年我经常讲,我也多次在一些文章以及演讲上提出这么一个观点,即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,是由多民族、多地区共同创造的。这个观点,应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。过去很长一段时期,我们讲中华文明,主要就讲华夏地区。当然,华夏地区特别重要,今天我仍然要讲,并且一定要讲华夏文明的重要性。然而,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,不仅有华夏文明,还有多地区、多民族的其他文明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个多地区、多民族的文化里面,巴蜀地区,或者说这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就看到了这一点。人们过去都以为巴蜀地区从考古学上来看,在新石器时期似乎是蛮荒地区,还说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,好像跟中原没有什么关系,那么现在我们不论从文献的历史研究来看,还是从考古学来看,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发现,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文化都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我们还可以从更宽的视野来看,从整个亚洲来看,或者甚至是从整个欧亚大陆来看。我一直认为,中国的古代不是完全封闭的。中国非常之大,那么它和周围的文明,甚至间接地与遥远地区的文明,总是有些往来的。而这个往来,它往往不是直接进入华夏地区、中原地区,而是通过周边地区渐渐进入的。巴蜀地区就是这些周边地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。巴蜀文化在历史上介于中原华夏文明和其他的文明之间,起着一定的桥梁作用。对此问题,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。现在看起来,有很多材料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。前些年来我曾经专门讨论过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,与它最接近的就是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明。为什么会这样,应该与当时的交通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关系,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我去看过香港中文大学在越南北部做的发掘成果,其中很多的玉器虽然有很浓郁的当地特色,可是还是和中国的玉器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像这类问题,还有待我们学者进一步研究。因此,我说巴蜀文化非常重要。
 
问:蜀学历史悠久、内容丰富,从汉代文翁石室以来,就有“蜀学比于齐鲁”的说法,但唐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,蜀学发展转入低潮。不过,正如您所说,从晚清以后,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,当时迁移的重心,一个是“湘学”,一个是“蜀学”。“湘学”与“蜀学”是在那时形势下形成的人文研究的两大中心。请您谈谈对蜀学的看法和评价。(再请您谈谈蜀学与湘学、齐鲁之学等其他地方学术文化的异同。)
答:是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认为目前大家有些看法是公认的。刚才你讲从文翁兴学以来,蜀地在中国整个学术文化上,单从学术层面来说,就有特殊的地位。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学问,就是从蜀地流传下来的,比如《尔雅》之学。《尔雅》在历代的传流和蜀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,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,我在这里不用赘述了。在那以后,就像你刚才所说,从唐宋以后,巴蜀地区,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,人才辈出,值得纪念的像“三苏”父子那样的人物,可以数一大串,这个大家也是很认同的。可是,这些人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,在不同时代所达到的效果,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当然,谈到蜀学,刚才讲的像“三苏”所代表的蜀学,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,尤其是在文学方面,且主要是在文学方面。后来,蜀学的特色充分表现出来是在清代中叶以后,我以前也这样说过。虽然蜀学历代都有重要人物,但是没有在晚清以后那样突出。因为晚清以后,西学的传入等,造成整个学术史的局面不一样,产生很大的变化。过去较长时期,中国的学术中心在江浙,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我所谓的江浙是广义的,包括江南、安徽等地,以及长江三角洲更往南的一些地区在内。众所周知,江浙地区在宋代以后非常兴盛,在清代也是如此。清代不管是吴派还是皖派,都是在江浙这样一个地区发展的,这两个学派在清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到晚清的时候,形势就不同了,是吧?因为“湘学”和“蜀学”的兴起,而且“蜀学”的兴起,你们都知道,与“湘学”有一定的关系,因为“湘学”传入了四川,你们川大的起源就与此有关系,是吧?在此,我要特别强调的是,湖南的“湘学”,研究的人比较多;可是“蜀学”呢,讨论的人就相对少得多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抗战以前,四川地区出现一些杰出的人物,但由于交通不便,跟外面的交流就要少一些。徐中舒先生曾经有一段话,不知道你听我介绍过没有,我是直接听他说的。他说,自古以来,外地有很多人进入四川,尤其是“湖广填四川”,你们都知道的,很多人进入四川补四川之空,就像后来许多人到上海一样,原始的想法就是到四川去解决生计问题,解决了生计问题,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后就回老家。可是后来,他们又不回老家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到四川之后,四川生活太好了,很舒服了。所以他们就在这里住下去了。住下去之后,等他真正老了,想回家了,却因为年纪大了又回不去了,于是就不走了。徐先生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,他说他是安徽人,后来就留在了四川。四川由于与外面交流少,因此四川很多的人才,外面的人都不太知道。外面的人不太知道也有好的一个方面,那就是蜀学有自己的特点了。这个特点比较独立,你们是不是也有体会?有些书,你们能看到,比如《推十书》之类,可是四川以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书。我自己常讲我过去的经历,我年轻时读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结尾是讲廖平的,你们看过吧?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最后一条就是廖平,冯先生说旧瓶装新酒,已经装满了,到最后了就是廖季平先生。然而,冯友兰先生讲廖平的“经学六变”,只讲了“五变”,没有“第六变”。我当时看着看着没有了,不懂为什么原因。后来才发现这个道理很简单,因为冯先生自己说他(20世纪)30年代还没有到四川去,即他到西南联大去以前根本就没看过廖平的第六变。因为廖平先生的“第六变”是他的学生柏毓东在《经学六变记》中记载的。而《经学六变记》这本书,北方根本没有,廖平先生的书在世时印过两次,其中之一是《四译馆丛书》,后来叫《六译馆从书》。《六译馆丛书》在北方很难找到,我是到了(20世纪)50年代在科学院历史所时才想办法买到了这些书。买到《六译馆丛书》后,我才看到“六变记”是什么意思,是讲中国文字源流的,我那时候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。举这个例子,我是想说蜀学在很长一段时间,包括抗战时期之前,与外面的联系不方便,交流不多,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了她本身特色的形成。后来,在抗战时期,很多外地学者入川,蜀学就散播了出去,影响就逐渐遍及中国了。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情,不是一个小事情,特别值得研究,你们说是不是?前几年我读《吴宓日记》,里边很多内容是记他在四川的活动,其中许多人物我们都不知道,比如李源澄等。外面的人很多都不知道四川的人物,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人,因此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,比如像龚道耕先生、向楚先生、吴之英先生,外面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著述。我不知道全国的总书目编得怎么样,我这些年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了,我一直是主张专门编印一个西南地区的文献目录,把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图书馆、大学里面收集的书籍编一个总目,这个事情我在几个会议上都提过。你们现在做《巴蜀全书》项目,目录是很重要的。最简单的工作就是把重庆图书馆等的书籍目录编印,重庆图书馆藏有抗战时期出版的几乎所有出版物的目录,这些都很重要,值得去做。你们现在要做这件事了,功莫大焉。当然,抗战时期出版的书,很多不是四川人的,也不一定能在巴蜀地区全部找得到,因为有些书发行量太少了,还需要在全国各地找,尤其在上海、北京能找到很多。我知道抗战时期出版的书很难找,我小时候读《哲学评论》,要想看全都很不容易。尤其是当时印的比较讲究、比较像样的书,流传很少,现在很不容易看到。比如金岳霖先生在那时候印的《论道》一书,(20世纪)50年代我在北京所有大学、所有图书馆都没有找到,金岳霖先生自己仅有一本,我也不好跟他借。直到后来再版,我才能好好读这本书。类似这种情况,还有很多很多。

 问:刚才您提到了蜀学和其他学派的一些问题,现在想请您再谈一谈蜀学与湘学、齐鲁之学等其他地方学术文化的异同。
答:好的。如果讲蜀学,主要讲晚清以后,是吧?晚清以后的时间。我想这个如果与所谓齐鲁,或者说北方的一些文化比较,距离太远,很难比较,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一下和湘学的关系。你们知道的王闿运,就是湖南人,记得我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大都有讲学,演讲时,我就鼓吹这个事,让他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王闿运。他们却说王闿运梁启超对他评价不高,我说梁启超评价不高,不见得历史评价不高,是吧?而且他在学术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,是吧?这方面呢,很多事情需要研究的。他办这个尊经书院以及一系列的事情,值得研究。因为王闿运留的材料很多,有比较完整的《湘绮楼日记》,还有其他著作也很多。研究他在四川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,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你们现在修《巴蜀全书》,我觉得是一件大事,我有一个建议,因为你们这个工作是长期的,因此一定要出版工作通讯。我收到了你们寄来的《巴蜀全书编纂工作简报》,我想还应该有一个比这个更详细的通讯,把工作中的一些新发现、新观点介绍出来,这对你们将来工作的开展用处很大。
 
问:李先生,想请您再围绕《巴蜀全书》的编纂,给我们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好吗?
答:现在各个地方编全书,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,我知道有湖北的《荆楚全书》,还有《山东文献集成》,等等。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你们编纂《巴蜀全书》。就是收集“巴蜀的人”和“有关巴蜀的著作”吧?因此,什么叫“巴蜀的人”,需要好好进行界说。大家在编地志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,因为地志中一般都有人物这个部分,是不是出生在巴蜀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巴蜀人,没有出生在巴蜀的人就不是巴蜀人?我认为不能完全这么讲,要完全这样讲的话,你就没有办法判断。例如,一个人出生在巴蜀之后马上就走了,跟巴蜀没什么关系,他称得上“巴蜀人”吗?又比如,祖籍是巴蜀地区的人的后代,根本不出生、不活动在巴蜀地区,比如说三苏后代,该不该收录呢?因此,我们不能完全以出生地作为标准。我个人认为,应该是一个人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巴蜀地区,就叫作巴蜀人,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。又比如在你们川大,许多先生都不是巴蜀人,但他们的主要学术活动发生在四川。当然,有些人短时间来巴蜀,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巴蜀以外的地方进行的,即使这个人有很高的学术成就,比如宋代的二程等,我们就不要“攀高”把他们收录进来。我认为,我们做《巴蜀全书》最根本的目的,是反映巴蜀地区的学术文化。因此,即使不是在巴蜀成书的文献,只要它的内容是研究巴蜀的,也要收录进来。我认为有以上这两点就可以,可是这两条把握起来并不容易。
我还主张,不要把事情做滥,就是做太多了,因为太多的话,这个书编起来就很庞杂,因此要适可而止。听说你们收集文献的下限到清末民初,这样就很好。
 
问:李先生,您能否再跟我们谈谈,关于地方文献的整理,历史上有哪些成功的范例?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?
答: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我来回答了,因为这方面你们比我更了解。其实,自清以来(当然还有更早的,可是主要是从清代以来),特别是从清中叶以后,各地区修的地方性丛书很多,修的质量有些还是很好的,很不错的,比方说山东王献唐先生所编《山左先喆遗书》,相当不错,是很有名的书,已经出版好几次了。类似的各地方差不多都有,如《湖北丛书》。然而,《湖北丛书》有点杂,没有《先喆遗书》好。还有一些小地方,先贤汇编的书,我觉得也做得不错。在现代,关于地方文化的文献,有台湾出的一大套书,叫《台湾史料丛刊》,是(20世纪)五六十年代出版的,我记得是几个大企业出的经费,印的小白本,印了几百本吧,一大书架。你们可以想象,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,文献并不多,它居然能印那么大一书架,数量非常可观,他们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。你们做的《巴蜀全书》要比《台湾史料丛刊》多多少倍了。以上几种地方文献编纂的经验教训,都值得你们吸取。
另外,《安徽丛书》工作做得不错,但纸张、装订不太好。《安徽丛书》出了二十多年,很多内容是我们不知道的,如黄生的书。我原来知道黄生这个人,但不知道他有什么书。对于古籍整理,我是非常保守的,影印就最好,因为标点的问题太多。我建议大多数书籍不一定非标点不可,最好就是影印,影印又便宜又快。《巴蜀全书》的编纂,第一要做的是目录,我最想看的就是一个巴蜀文献的目录,这个最有用,特别有用!
 
问;巴蜀文献的整理,您看到的和了解到的,有哪些好的成果可以供我们编纂时参考?
答:这方面,我认为我也不比你们更了解,你们看到的东西应该比我多多了。你们舒老师最近到四川很多县市去,就发现很多我们都不了解的书。所以我认为你们编纂《巴蜀全书》,最主要的工作是做调查研究,而且首先要编好书目。通过编书目,可以把所有的巴蜀文献很好地组织起来。在调查研究工作中,你们会发现好多原来没有看到过的书,并且很有意思。我记得我好多年前读到过一本小书,好像就是重庆出版的,是刻版,清朝晚期成书的,叫《纸糊灯笼》。不知你们见过这本书没有?这本书虽然只有几页,可是很有意思,讲的是清末时西南流行的一些骗术。之所以名为“纸糊灯笼”,就是记载的骗术像纸糊灯笼一样,拿手指一戳就会破。这本书不知我还能不能找到,找到了我送给你们。像这类书,你们去各个地方找,一定能找到很多很多,而且一定会有你们想象不到的惊喜。
 
问:我们知道,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,李先生您一直非常关心受灾很严重的北川。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,四川人民表现出的英勇、睿智、大爱、感恩,也都凝聚着巴蜀文化长期浸润、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因此,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传承和弘扬巴蜀文化,想听听您的意见。
答:呵呵!呵呵!这个题目好。我特别关心北川,是因为我去过北川。当然,我提北川而没有提到汶川,是因为我没有去过汶川,对那里不太了解。前几天,北川那个经大忠先生还到我这里来过,来看我。我记得地震那天,我们确实被震动了。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们曾经去过、住过的一些地方,都非常非常熟悉。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北川有一个点,所以我与北川联系比较多。我认为四川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,跟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,不知你们有这样的认识没有?抗战时候,虽然日本没有打到四川来,可是整天轰炸四川,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。回顾一下历史,你就明白了,四川的灾害特别多,是不是?这与四川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关,也与四川的物产丰富有关。因为这里是天府之国,大家都要来争夺,造成多战争等人为灾难。你甚至想象不到,元朝都打到四川去了,是不是?按理说,元朝不应该往那边打的,它却偏要朝那边打。四川人民在传统上有能够经受得起多灾多难的毅力和决心,在这次大地震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,真是很不容易。我记得大地震之后不久,我就跟川大的老师联系了,听到他们告诉我说,大家还是安静如常,没有惊慌失措的,这很不简单,比日本“3.11”地震发生时人们的表现强多了,东京的人当时都吓坏了。我们北京人在经历唐山大地震时也吓坏了。
 
李学勤谈
王小红、张尚英、李冬梅据录音整理
 
原载《巴蜀文献》(第一辑)
四川大学出版社  2014年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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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编辑:浪子)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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